除了热那亚人同乡会这样的团体，肖恩在抽空拜访圣城大学校长帕尔默先生时，还收到了一些研究经济学和行政管理学方面的学者组织的沙龙的邀请，这些学者虽然无权无势，有足够的理性为帝国献言献策。
肖恩敏锐地发现，这些大学出身的学者严重脱离实际，他们以为仅仅依靠理性的力量，就可以毫不费劲地给复杂的现实社会来一场彻底而迅速的革新，这分明是一场大危机来临前的先兆。事实上他们毫无准备。
这些进行理论研究的学者天生具备理性，而另一些从事人文领域人士则表现出来的是热情。
在这种情况下，肖恩受邀到圣城一个知名的俱乐部——郁金香俱乐部进行一场演讲，题目是他自拟的《我们的未来》。
他的听众，有小说家、戏剧家、画家和音乐家，也有记者与政治新闻评论家。与大学里那些与他们有共同理想的学者相比，他们在思想上更加自由和活跃，甚至是偏激，你可以把这称之为热情。
当然也部分贵族和行政官员来到这里，他们与肖恩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年轻、活跃并愿意与自由派人士对话。
作为一名伯爵，肖恩当然要站在贵族的立场上说话，因为这是政治正确。
在这一根本原则上，他阐述了自己的主张，或者说是讨好在场的所有人:
“不管诸位喜欢不喜欢，等级制度是国家的基石，如果这块基石产生松动，那么我们所热爱的这个国家将不复存在……”
“我认为三级会议是一个比较恰当的参政议政形式，目前只有少数几个行省实施这一制度，这几个省份普遍较为安定和谐。扩大参政人员的来源构成，比如除三个等级之外的学者、律师、作家及其他自由职业者，至于农民、工人等等，他们所受的教育水平还不足以让他们承担重大的责任……”
“全国统一的法律，统一的施政原则，还有统一的市场规则和相关税令，这是振兴经济并保证国家长治久安的唯一法门。我一向的主张是，必须充分调动各种条件，振兴经济，把财富这块面包做大，这样分面包的人也许个体的财富差距在扩大，但所有人都能比以前分到多一点……”
“当前财政的困难在于，我们一方面没有把面包做大，并且还千方百计地阻止将它做大……”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传统的农业经济形态决定了我们当前政治形态和体制的由来，当以蒸气机为代表的新兴经济的大兴时，我们就必须改变我们的上层建筑，政治制度、阶级形态和法令规范，甚至包括我们的思想意识和社会哲学……”
肖恩的演讲并没有什么震聋发聩，但也不是什么四平八稳。改革派看到了改革，革命派或者激进派看到了革命，甚至保守派看到谨慎。
肖恩则被来宾打上了“开明贵族”的标签。